要实现产业升级，离不开人和技术的升级，产业工人与产业技术的升级路径可以遵循何种路径？ http://www.of365-education.com/
“金”蓝领从何产生
技术工人短缺，而具备高级技术的“金”蓝领尤其短缺，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段时期以来，同时也将继续延续很长一段时期的严峻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15%，而在西方国家，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中级工占50%左右，初级技工占15%。
“技术工人的缺口主要表现在高级技工方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丹辉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杨丹辉向记者表示，在我国的职业学校教育和工厂在职培训两方面均存在问题，均需有进一步的提升。
在职业教育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新加坡。新加坡仅有5所工艺学院和4所理工学院,其培养的大批技能人才却能支撑新加坡全部三次产业升级。通过与新加坡教育的对比，江苏省职业教育中心的孙景民感触颇深。
孙景民指出，首先，对比而言，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学校在选择专业教师时更注重考查其专项的技术及工厂工作的经验。其次，在国内，“长时间讲理论，短时间实践”的授课模式依然是主流，但在新加坡则更注重先会后懂的教学顺序。最后，也是最大的差别则是培养模式的不同。新加坡应用了“教学工厂”的模式，将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学校,为学习者提供与企业相似的培训环境和经验学习环境,把教学和工厂紧密结合,把学校按工厂模式办,使学生得以在一个近乎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必需的各种知识和能力。
在职业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国家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也相对较弱，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大力度的支持。
除了职业学校的教育，工人的在职培训也是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而调动企业提供培训的积极性并不容易，因此，许多国家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都采取了一定的强制措施。
例如，丹麦颁布的第一个《学徒培训法》就规定雇主有送学徒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并为学徒缴纳全部费用的义务；1979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设立技能培训基金，雇主需要为低工资工人上缴工资数额1%的基金，政府可用这笔基金支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训练课程50%-80%的训练费用。
中国恰恰还缺乏这样的制度。专家指出，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正处于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向技能密集型经济和资金密集型经济转变的时期，与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时期有相似之处，因此，新加坡政府强制企业推行培训的手段对我们而言有借鉴意义。
反向创新的路径探索
自去年12月1日起，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我国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彻底终结。这也被不少人看作“市场换技术”策略的终结。那么，在“市场换技术”之外，我们的产业技术升级还有什么路径可以摸索？
“‘山寨’正是中国反向创新能力的异化，若能善加引导，有意识地善加利用，将有效实现中国的技术升级。”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的产业分析师曹寅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近年来诸多山寨产品在中国涌现，这一方面是技术盗版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中国破解新技术的水平非常高，具备基本的反向创新能力，即对既有高新技术消化的能力，但是同时在进一步创新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缺憾。
所谓“反向创新”实现技术升级并不新鲜，正是近年来在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的日韩所走过的路。以韩国为例，韩国的高科技企业针对自己所处的不同技术阶段以及技术的知识特点，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技术学习模式和升级策略。例如，三星在80年代早期为美国通用电器进行OEM生产微波炉，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制造技术，并分析设计原理，90年代初逐渐过渡到为通用提供ODM服务。最后，三星的微波炉开始占领大部分国内国际市场，成功实现OBM转型。一些领域也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目前，中国也开始在这条路上慢慢摸索并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成功。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便是成功的例子。当年与中国签下技术转移的跨国高铁公司如今悔不当初，它们没有想到，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高铁公司就消化并创新了它们转让的技术，并迅速成为他们在海外的低成本竞争对手。
“通过反向创新实现技术升级的关键是要具备后继创新能力。”曹寅指出，山寨产品之所以被称为“山寨”就是因为其技术完全是抄袭，没有自己的创新，因此，在技术上就只能处于“跟随”的地位，而不能实现在全球工业中技术地位的上升。“我国的创新能力仍嫌薄弱，例如，从技术创新度来考量的话，若中国的创新度为1，则韩国约为1.1，日本为4。”
有专家指出，之所以创新不足，很大的原因是缺乏对引进技术后的“消化吸收”的投入。2003年，我国工业企业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仅为1∶0.06，这与高铁技术的研发投入相差悬殊，数字显示，参与高铁研发的企业，这一比例达到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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