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技术工人的短缺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缺失？支持中国产业升级的大批高级蓝领将来自何处？ http://www.of365-education.com/
高级技工荒
“技工越来越难招了。”智联招聘职业规划师郝建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12月15日，智联招聘技工类招聘空缺岗位有1587个，平均每岗位申请人次为14次；去年同期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53和30.3；而2008年则分别为424和40。.从横向对比来看，也可看出一“技”难求的问题，目前一个普通岗位的平均申请人次是25，比技工类的申请数高出将近一倍，而财会类职位的平均申请人数在65，行政类职位的申请人数更是上百。
“技术工人的缺口主要表现在高级技工方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丹辉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15%，而在西方国家，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中级工占50%左右，初级技工占15%。
“没钱好办，怕的就是没有有一定想法和技术精湛的员工。”北京冠海丰汽车空调工贸有限公司经理柳铁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作为车用运输冷藏冷冻设备制造商，技术领先是竞争的“法宝”，但哪一项技术都缺不了技术工人的实施。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大面积的技工荒？
杨丹辉向记者表示，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就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目前许多工人也是由农民转变而来，在产业工人的储备和升级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这与不少老牌的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有所差别。而且，在我国的职业学校教育和工厂在职培训两方面均存在问题。
为职业学校教育造血
“目前我国技校的数目并不少，尤其是民办的技校很多，但问题是这些技校培养的仍然多为较低水平的技工，真正高端技术人才非常缺乏。”杨丹辉指出，我国数目众多的技校并不能解决高端技工极度缺乏的问题。
以广东省为例，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2008年，该省技能人才缺口也高达71.5万人。事实上，广东省拥有200多所技工学校和400多所职业院校，但却远远不能满足珠三角制造产业升级的需要。
我国的职业教育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在职业教育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新加坡。新加坡仅有5所工艺学院和4所理工学院,其培养的大批技能人才却能支撑新加坡全部三次产业升级。通过与新加坡教育的对比，江苏省职业教育中心的孙景民感触颇深。
2005年孙景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他说，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差别首先就表现在教师的选择上。在我国，职业学校的教师选择重学历轻技能，被选择的教师一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更高学历的人，缺乏技能和实践工作经验。而新加坡的理工学院(高职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中等职业学校)在选择专业教师时，主要考察该教师有没有专项的技术及工厂工作的经验。他们选择专业教师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该教师必须要有三年或以上的工作经验。
第二个差别就是授课方法。在国内，“长时间讲理论，短时间实践”的模式依然是主流，但在新加坡则更注重先会后懂的教学顺序。与此同时，新加坡更注意培养学生适应市场的能力。新加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最后一年都要进入有关的工业项目进行实际生产操作，这和国内高等院校最后一年的毕业设计类似，但也有不同，第一，学生进入的工业项目不是由任课教师给定，而是由工厂给定真实的项目并且一些设计项目要投入到生产中。第二，学生设计的工业项目要进行成本核算，以微利为原则，绝对不能蚀本。这样，学生在设计项目时不但要讲究质量(否则厂家不用)，还要学会经营适应市场需要。
第三个差别，也是最大的差别则是培养模式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院长林靖东提出了“教学工厂”的全新教学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将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学校,为学习者提供与企业相似的培训环境和经验学习环境,把教学和工厂紧密结合,把学校按工厂模式办,使学生得以在一个近乎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必需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让学生通过生产,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一进入企业就能独当一面。其具体做法是学校从生产厂家承揽工业生产项目，厂家以提供或借用的方式在学校装备一个完全与实际工厂一样的生产车间，学生在教师和工人师傅的指导和训练下进行实际生产操作。
在国内，一些受技工荒困扰严重的地区已经开始着手尝试推进职业实训以解决难题。福建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从去年开始联合启动实施2009-2012年产业技工培养计划，从2009年至2012年，福建省每年安排专项公共实训经费，培养技术工人。计划将主要依托骨干院校和有条件的社会培训机构，以及部分龙头企业，通过加大实训设备投入，建设一批能够为福建省重点产业、龙头企业提供产业技工需求，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资源共享的产业技术工人公共培训基地。
“类似福建省推出的这些培训计划仍嫌粗糙，真正具备完整理念、成系统、持续性的职业教育计划还是空白。”一位从业多年的职校教师告诉记者，事实上，无论是从资金还是人力方面看，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都太低。
在不少工业发达国家，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而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心理接受程度也很高。
例如瑞士，从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分析，1993年瑞士的公共教育经费中，职业教育经费占16%，技术高中占8%，高等教育占17%。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教育投入最薄弱的环节。2004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教育拨款占各级各类教育预算内拨款总额的比例为6.15%，比普通高中低4个多百分点。
杨丹辉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而其中重要的一环就应该是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在职业教育方面，国家即使不加大直接投入也必须要加强引导。软硬环境都必须要改善，所谓硬件，即工人的工资、社会保障等水平需要提高；所谓软件则包括工人的发展空间、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提高。
保障在职培训
改进职业学校教育解决的是产业工人升级的后继问题，而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现有产业工人如何实现升级？
梁丽所在的东莞某电子器件制造厂每年都会组织数名职工去港台同类企业交流学习，但已经工作5年的梁丽却一直无缘这种学习。她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那只是极少数技术骨干才能享有的‘福利’”。原因就是这样的交流学习需要企业承担高昂的费用，企业本能地选择最大可能地压缩费用。
事实上，更多的企业根本连这种极少数的交流学习都没有，他们更倾向于聘用技术水平更高的、能够直接上岗的“熟手”。“现在的员工流动性极大，你花费时间、金钱把他们培训出来了，他们却又觉得你付的工资低跳槽了，这对于企业风险性更大。”某冷冻设备制造公司经理对记者说，虽然聘用成熟技术工人需要支付较高工资，但那是明确的投入与产出，对企业而言，更具可控性。
其实，不仅是中国企业，世界上大多数企业从本性上来说都不具备主动培训工人的冲动，因此在产业升级的早期，需要国家干预企业促成培训。
例如，丹麦颁布的第一个《学徒培训法》就规定雇主有送学徒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并为学徒缴纳全部费用的义务；1979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设立技能培训基金，雇主需要为低工资工人上缴工资数额1%的基金，政府可用这笔基金支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训练课程50%-80%的训练费用。
中国恰恰还缺乏这样的制度。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正处于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向技能密集型经济和资金密集型经济转变的时期，与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时期有相似之处，因此新加坡政府强制企业推行培训的手段对我们而言有借鉴意义。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黎雪荣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技术培训需要靠政府、企业的共同支持和推进。政府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工人技能培训要给予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加以保障。
不过，随着工业水平的逐步提高和企业竞争的加剧，不少大型国际企业已经开始把培训员工作为一项企业战略来实施。
例如，在首提“人力资本”概念的美国，过去10年，美国公司用于企业培训的投资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目前已占全美教育投资的一半。而在我国，个体私营企业的制度化培训很少，即使在实施比例较高的外资企业，建立技能培训制度的比例也低于25%。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企业之所以培训意识淡漠，很大因素是中国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较低，在国际工业中大多数仍扮演“追随”的角色，引领技术升级保持竞争优势的压力较小，因此对技术应用型人才需求较旺，对于技术开发型人才的需求较低。
不过，嘉兴市人事局的朱志凡则提出，另一层重要原因是不少企业的培训投入和收益不成正比，损伤了企业培训的积极性。
近年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调查表明，有效样本企业中，制定员工培训计划的企业占到69%，但严格执行培训计划的仅有四成，这其中又仅有四成企业对培训效果进行了跟踪评价。
朱志凡指出，不少企业缺乏科学的培训评估制度和激励手段：没有评估机制，培训成效无法反馈，效果大打折扣；没有对受训员工的激励机制，无法激发员工潜力，企业难以看到培训成效。
因此，朱志凡认为，企业建立科学的培训评估制度和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显现企业培训的效果，进一步激发企业主动培训的积极性。
湖北孝感学院成教学院副院长徐又红在对比了美英法终身教育的发展异同之后，指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还需要终身教育机构的设置、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以及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几方面共同作用。“学校和社会应互相充分利用彼此的资源，达到真正的资源共享。” |
